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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１ 許昌街徐薇補習班。

徐薇永遠忘不了那個鉛灰色的夜晚，教了二十年國高中補習班英文、看過形形色色的父母，前些時間卻遇上無法招架的劇情。

那晚，九點半下課聲響起，學生們湧上發問；排在人龍第一位的北一女學生，連珠砲式的，一問二十分鐘，後排學生騷動顯出不耐；徐薇委婉說道，「妳先讓其他同學發問，待會兒再來好不好？」她揪了眉轉身離去。徐薇不以為意。

幾十分鐘後，徐薇的手機響起，電話那頭，一位中年男性劈頭興師問罪：「妳為什麼不回答我女兒的問題？她一回來就躲起來哭，說後面那位明倫高中學生的問題，會比她的重要嗎？」甜美的笑容轉為愁苦，徐薇傻了眼，不情願道了歉。

現場２ 台北市內湖某明星學校。

游泳池畔，五年四班的三十名學生下了游泳課，準備換裝；泳池畔幾位志工媽媽原本是來協助現場整理與秩序維護，但其中一位志工媽媽看到女兒出來，大步趨前，拿起吹風機吹起女兒的長髮，「別著涼了，」媽媽壓低了音量說話。

■新趨勢：

過度介入、過度焦慮的「直升機父母」

這是一群台灣新生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是歷史上不曾出現的一批「過度介入」與「過度焦慮」的父母。他們像極了直升機，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

以目前五到十四歲的三百萬孩童為基礎，再加上學齡前與就讀高中的一百多萬學生，這群父母約有六百萬（平均每對生兩胎或一．五胎）。

這六百萬的父母，大多數在一九六一到一九七六年階段出生、解嚴前後接受大學或義務教育，被威權教育訓練為學歷至上的競爭動物，上最好的學校、爭取頂尖的工作。

他們看到社會的轉變，試圖以不同於父母輩對自己的權威教養，創造出較民主或自由的「教養觀」（parenting）。但，在教養上，這群父母遭遇上了史無前例的兩大挑戰。

■新教養：

對「完美小孩」的期待

挑戰一，少子化伴隨的焦慮。在直升機父母的上一輩，多半有四到五個孩子分散父母注意力；但直升機父母的世代卻最多只有兩個小孩。最新的數據是，一位婦女生不到一．一二個。因此，家族的關注點全集中在少數孩子身上。

挑戰二，第一代教改實驗下的父母。直升機父母的孩子是未成年的學子或學童，是第一代教改的對象；做為教改實驗父母，他們被迫與教改亂象共處，也在全球化無情競爭、就業市場不確定的環境下，教養下一代。（見一一○頁）

台灣教改十年了，創造了六百萬名直升機父母。他們把教養當極限運動（extreme sport）。

從零歲開始的焦慮

這個極限運動從孩子一出生就啟動。
星期三早晨，台北市的健寶園裡擠滿了一到兩歲的小朋友等著排隊進教室上課。孩子玩的遊戲很簡單，吹泡泡、溜滑梯、唱歌跳舞，希望透過吹泡泡增加手眼協調、爬坡鑽洞訓練肌肉與平衡發展。

四十五分鐘的課程、費用七百元，但不少父母趨之若鶩；一旁陪玩的父親拉開嗓門唱歌，好像是自己在上課，「我們的孩子要比別的孩子玩更多，」他說道。不少名人像陳孝萱、任賢齊等藝人也常親自送小baby來上課。

這天，三十二歲的蘇筱甯開著車，帶著四歲女兒與一歲兒子，從桃園縣經國路北上。早在女兒八個月大，她便上網蒐尋小baby可上的課程，「不想讓她看電視成長。」

但桃園的教育資源顯然無法滿足她。到現在，蘇筱甯一星期上台北三趟，除了健寶園，她還送女兒到唭哩岸游泳、上雲門律動課程。

她每天一定幫兩個小孩寫成長部落格，「十個媽媽有八個都在做網頁，很多是邊上班邊做。」她甚至為女兒設計精美的名片、每年帶孩子進攝影棚拍照，很用心思照料。

以專案管理的方式，從出生開始啟動孩子的各項學習，父母兢業提供各種刺激點，填滿孩子的人生。為了滿足父母的需求，市場上出現各種成人學習的「幼兒版」。

以往遊學最多從高中生開始，但補習班與私立小學寒暑假推出各式「遊學團」，一所知名私校甚至辦了美國太空總署（ＮＡＳＡ）的科學遊學團；還有從嬰兒開始的皮紋性向分析，透過嬰兒的指紋判斷是藝術型或領導型人物的諮商……。

說穿了，父母就怕輸在起跑點。
陽明大學教授洪蘭曾目睹一位母親這麼帶她的孩子：這位母親從書上得知，要開展孩子的肢體，必須每一天讓孩子接觸硬軟方圓或各種觸感的材質；職業婦女的這位母親為了「有效」運用時間，她拿了個碼錶，每二十分鐘為單位，孩子玩完積木，母親就捉起孩子玩沙坑，學習像按表操兵。

讓孩子適性發展、給孩子多元的碰撞點，是天下父母心。只是一旦把學習當做軍備競賽，就成為過度介入的直升機父母。

不安與比較

位在台灣大學旁的一所小學，不久前由家長舉辦了一場聯絡學童情感的班級音樂會；孩子開心的表演才藝，但活動一結束，媽媽們就圍著方才彈奏蕭邦別離曲孩子的父母，問道：「妳家兒子彈得真棒，從幾歲開始學的？怎麼練的？哪位老師教的？能不能介紹一下？」

琴音流洩召喚的不只是欣賞，更伴隨父母濃厚的不安與比較。少子化使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賭注。

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柯文賢解釋，以前一家如果有四個小孩，每個孩子分到的注意力只有四分之一。現在如果是獨生子女，就得承受父母外加兩對爺爺奶奶的關注，那是好幾倍的期待與壓力。

直升機父母的出現，其實顯現現代父母內心對「完美小孩」（perfect child）的期待。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研究員湯茂竹博士，憶起他當爸爸的那刻起，就夢想兒子能成為布袋戲裡的「史艷文」：長得又高又好、功課第一、會玩會念書、心地善良，人人都愛戴。湯茂竹的兒子已經國一，他花了長時間自我探索，如今能笑看過往的謬想。

家長的迫不及待反映了心中深層的焦慮。

台塑生技董事長、近來大力提倡孩子讀經的楊定一表示，「我們似乎認為，只要小時贏過身旁的人，就能在日後成為更有生產力、更成功的人，並以成人的觀點，將就業市場的競爭、職場生涯需一帆風順的那一套，拿來設計、評估孩子的課程。」

知識超挖，生活能力缺乏

直升機父母口說不愛升學主義，但他們卻相信「愛＝讓孩子成功」。而成功的定義是上好的公立大學、長春藤名校、有極強的人脈、過很好的生活。

雖然沒有父母會否認行行出狀元的價值，但他們還是無法避免用各種量化指標，判斷孩子的成敗。

以父母最在乎的英語為例，補教業者估計，台灣每年報名各類英檢的小學生有四到五萬人。補習班的廣告也都打著「一年內要學會幾千個單字」。

英語老師徐薇認為，真正的英語實力是孩子能輕鬆瀏覽英文網頁或閱讀書籍、與外國人互動。但台灣父母有「檢定熱」，拿到分數、證書才能安心。家長不由自主追求成績、數字、級數。

對未來世界的恐懼、對台灣教改的沒信心，強化父母必須花更多時間做有競爭力學習的信念。
不久前，徐薇趁著過年，為國中生加開初一到初五、早上七點半到九點的寒假英文特訓班；沒想到名額爆滿，還有父母問她為什麼不上到深夜十一點？

「這是一個知識超挖的年代，」全國家長聯盟秘書長陳松根點出這代父母教養的盲點。
陳松根說，教改十年，大學入學率達九成以上，研究所更超過兩千五百所，孩子升學壓力不減反增；「我們還以製造業的方式教育孩子，我們有沒有問過，一個到高中的孩子，到底要給他什麼？」

父母在十年教改過程中，為孩子設下「升學與學習的高標」，但卻也帶來更多無法逆轉的後遺症。
四月一日，由前教育部長曾志朗、陽明大學教授洪蘭為首的家長，將帶領數十個全國家長團體，發起三萬人簽署「愛你一輩子」的承諾書，就是發現教改十年，父母還陷在「升學主義」的泥淖。

他們已經看到「知識超挖」對下一代、對台灣競爭力的影響。
例如，在知識上，台灣孩子學習的內容能應用在未來的，不到三○％；而每天超過十六小時單調的學習，根本無法出現創造的文化。這要使台灣的產業如何升級？

孩子的身心健康卻被忽略

此外，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也被過度焦慮的直升機父母忽略。
私立愛德幼稚園午餐時間，三到六歲的小朋友安靜坐著吃飯，今天的主食是飯、青菜以及豬肉塊，有小朋友看到這些食物直說不喜歡。

「孩子吃太精緻的食物，甚至吃水果一定要果汁機打過，」汪慧玲認為，這都造成孩子咀嚼不足、牙床長得不好。（註：這也是兒童牙齒矯正比例升高的原因之一）
最新一期《康健》雜誌針對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進行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有四成六的學童沒有正常排便的習慣，其中有五成三以上的學童十點後才就寢。孩童明顯缺乏良好的生活習慣。

但當問及家長晚睡的定義時，家長認為十一點到十二點後才叫晚睡。父母健康觀念的薄弱，已徹底影響孩子為未來的人生儲備體力。

二○○六年七月一日，瑞士籍人類學家大衛．史格納（David Signer），以〈台灣的愛與寂寞〉（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為題，於荷蘭報紙《Trouw》發表他停留台灣兩星期的感受，文中談及台灣人的教育觀，直指核心。史格納寫著：
世界好像沒有一個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灣孩子那麼少。不少台灣人把自己稱為「pm people」（夜行人）。大部份資訊科技產業的人在晚間工作，因為這剛好是歐美客戶的白天時間。

「pm people」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東西、看電視、玩電玩。但是和大人們相反地，孩子又必須在早上七點起床……。

一位外國人類學者竟透徹剖析台灣父母對孩子生活教育的忽略。

進校園輔導學生十餘年的光寶文教基金會的認輔志工團召集人吳銀玉觀察，這代父母和上世代最大的差異是：雙薪、工時過長。

怕他不再愛我

家庭情況較好的，則是全職媽媽陪伴，父親角色經常缺席。

白天，雙薪父母把孩子交給學校與補習班，晚上八點或十點，各自拖著疲累的身體回到家；忙碌父母內心的愧疚，使他們對小孩生活習慣的建立，先行繳械。

在學習上，父母花錢請補習機構代替父母監督；但生活上，忙碌的父母為表達愛，又變身成為不敢要求、沒有原則的「好朋友」。

父母的忙碌造成「教養的空窗」。
一位職業婦女母親原本規定孩子每天玩電腦時間不超過一小時。但實施不到幾天，就因就讀小學高年級的兒子鬧情緒不說話，她決定投降。「怕拿走孩子的電腦，他便不再愛我，」她的語氣聽來沮喪。

■新校園：

國民教育失能、親子關係緊張

直升機父母帶來的影響，不僅發生在家庭，也影響到校園。
民國八十三年開放師資多元，修滿大學教育學程二十六個專業學分就可進國中教學、四十學分就可教小學。在教育界二十八年的校長蔡秀媛感慨，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國中小教師專業不足，地位一落千丈。師資結構改變教學現場，而直升機父母的增加也帶來校園的質變。

一九九四年的四一○教改後，權力下放，家長積極進入校園；兩千年初期，台灣各縣市陸續明文規定家長會參與校園行政的權利。

都會區家長對學校的參與尤深。不少明星學區的家長具備「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位階）條件，家長學經歷優於老師是普遍現象。
一位校長無奈說，「許多高學歷父母好像認為，只要曾當過學生、念到博士，就懂教育。」

家長力量有多大，看校園「愛爸愛媽」（愛心爸爸與愛心媽媽）志工團就知道。
以往的校園只有老師與學生，現在，校園裡不但有家長會的辦公室、從早到晚還可看見愛媽們在學校各角落幫忙。

以敦化國小為例，愛媽有三百多位，比老師人數還多；家長們為了確保孩子的安全，還出錢聘請七位保全，上課時在校內巡守。

目前許多國中小，每班多有家長代表、家長召集人，就像另一個正式組織，協助班級、學校運作。從班遊、校遊、學校制服設計、營養午餐的監理，都由愛爸愛媽協助。

師權低落，親權高張

原本老師、行政、家長三種力量是要在教育專業、行政專業、家長愛的力量陪伴下，協助孩子健全的成長。但現在三方卻互不信任，不乏家長過度介入，凌駕學校事務。

位在中科院、中研院、台灣大學附近的國中小校長、老師，都經常抱怨這些三高的「家長很難伺候」。家長介入老師的考題、教學方式，成為老師的上級指導。

去年底，零體罰規定納入教育基本法，三讀通過。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柯文賢認為，家長力量興起，動輒挑戰老師權威，不少老師為了避免麻煩，如今只教不管。

這些都促成教師的退休潮。民國九十年，公立國中小退休教師不到七千人。退休人數在九十三年達高峰，超過九千人。五年下來，已有四六七九三名國中小學教師退休。

師權的低落、親權的升高，使教育體系兩股最大的力量互不信任。
台北市民族國中校長姚榮華經常遇到父母說，「升旗是多餘的，不要去晒太陽，在教室溫書多好」；也有家長要求，校外教學時學生不得穿制服，否則要打憲法官司。

內外在競爭與不確定的環境，造就了直升機父母，而直升機父母又回過頭對教育體制加壓。這樣的惡性循環，四十六歲的台灣杜邦總裁陳榮二感受最深。

陳榮二相信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秉賦；但他的小兒子在升上國一那年，曾有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無法進教室，只要一被拖進教室就口吐白沫，臉色發白；陳榮二的妻子還因過度自責，從五十公斤瘦到三十五公斤，家庭曾陷入危機。他尋訪中西名醫，都查不出原因。他猜測可能當時兒子是不適應國中的升學壓力。

雖然小兒子在四個月抗爭後，終於回歸常軌，但他幾乎快失去兒子與妻子的痛苦，讓他見識台灣教育制度，如何創造出焦慮的親子。

「當台灣的父母和孩子真是太苦了，」這位管理七百多人的總裁談起往事，還心有餘悸。

■新價值：

找到屬於孩子自己的成功

直升機父母就像啟動教育食物鏈的改變，父母的觀念改變了老師的態度，老師態度影響孩子的動機。
國民教育的功能萎縮了，而家庭親子關係也變得緊張了。

研究發現，過度焦慮的直升機父母，也容易養出焦躁的小孩。
美國孩童發展研究中心指出，直升機父母經常會因孩子的成功或失敗，而有過度的憂傷、哭泣，有較多負面的想法、較少的愉悅與生活滿意度。

因為直升機父母不經意會愈飛愈快速、愈管愈多，深怕一減速，就摧毀自己與孩子的人生。

這是一場價值之戰。直升機父母被困在一種愛的陷阱裡。誤以為愛孩子，就要為孩子掃除一切人生的障礙、幫孩子成功；其實，愛的價值是在幫助孩子找到重要價值。

「我們的痛苦源自沒有真正接受自己的孩子，」陳榮二認為。一旦堅信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其價值，父母就能學會接受與放下。全國家長聯盟裡，所有的家長寫下他們共同的反省：

當孩子誕生時候，
我們就曾承諾要愛他一輩子，
但，我們真的這樣做了嗎？

教改十年，台灣創造了一大群「直升機父母」，在這個關鍵時刻，該是父母與社會回頭自我檢驗的時刻。